再次，关于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毛泽东肯定了鞍山钢铁公司“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经验，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
35．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其内容和特点主要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形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主要形式。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首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文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在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同时，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
36．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毛泽东在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这个方针作了具体的论述。“双百”方针的具体内涵：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地位。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37．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方针主要是想通过武力“解放台湾”。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开始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并不断丰富、完善这一主张，这些思想成为后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来源。
1955年6月，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63年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提出“一纲四目”解决台湾问题。“一纲”——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①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都由蒋介石决定；②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③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④双方互信，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之事。这一重要思想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的基础。
38．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阐述了新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倡导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一，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为了维护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毛泽东强调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第二，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苏联领导人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反华，干涉中国内政，并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苏联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另一个严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强调必须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决不充当它的卫星国。
营造和平建设的有利国际环境：第一，毛泽东强调一方面新中国应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尤其是加强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等国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另一方面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毛泽东一方面反对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采取步骤推动中美之间政治经济交往的正常化。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毛泽东就考虑与美国缓和关系，1954年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透露了这方面消息。1955年8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长达15年的大使级代表会谈，结束了中美双方不接触的局面。第三，对于中苏两党的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讨论来加以解决，而不影响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采取“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周恩来访苏再次表示改善关系的愿望。第四，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一方面，大大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发展了睦邻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作，1964年中法两国建交使美国长期以来孤立中国的政策在西欧打开一个重要缺口。第五，1971年10月在亚非拉等国家支持下，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第六，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世界局势发生变化的有利时机，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打破国际关系的坚冰，开创对外关系新局面。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1972年9月，毛泽东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日邦交也实现了正常化。此后，与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亚非拉各国关系获得重大发展，形成一个更加广泛建交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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