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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历史，社会大众对知识和人才的这种尊崇，在过去几十年的岁月里，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资产阶级接班人”曾经是十年动乱中对研究生的别称。“文革”结束，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转变，知识和人才逐渐被认可并越来越受到尊重。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招生。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博士。虽然，当时的老百姓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人们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

    比梦都美好

    “比梦都美好。”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窗外黑黝黝的巨大山影将满天的繁星遮去了大半，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

    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经历过“文革”的他，自己琢磨出一条“真理”：“凡是对知识分子有利的政策，肯定会遭到批判。”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真的一个个来了。

    最让他感到美好得不敢相信的一天是1983年5月27日。

    初夏的北京，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迎来了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博士。5月27日下午３点，他们在这里接受博士学位的授予。

    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

    尽管首批博士的论文答辩及学位批准在1982年初至1983年间已陆续完成，但为了表示国家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北京市人民政府郑重地把各培养单位的博士召集起来，召开了学位授予大会。

    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仅有，在其他国家也少见。

    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

    授予大会分两部分进行。博士、硕士、导师、校长们先在湖南厅接受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领导的隆重接见，之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举行授予仪式。

    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国科技大学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才知道问他话的人是“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接见时，中央领导人有王震、方毅、胡乔木等人。领导人问：“你们谁是最年轻的？”当时已34岁的王建磐站起来说“是我”。首批博士年龄偏大，多数已超过40岁，18个人中只有王建磐一人在“文革”前未到读大学的年龄。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一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喏！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这张合影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

    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

    18名博士里，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

    下午３点，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18勇士”。18个人的命运由此改变，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中国人可以自己培养博士了！

    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形象地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

    时隔20多年，吴本厦回忆学位授予大会对我国博士教育的意义时说：“我国首次建立了博士生教育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100多年来，我国培养博士主要靠外国——解放前主要靠英美等西方国家，解放后主要靠苏联——的不合理局面，实现了博士生培养基本立足国内这一重大战略目标。”

    波折求学路

    今年67岁的于秀源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78年报考山东大学研究生时的情景：经过20多个小时的旅途颠簸，从杭州到达济南黄台车站已是凌晨两点多，他在灯光昏暗、苍蝇飞来飞去的候车室里踱步，想起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此去经年，岁月蹉跎，命运波折，感慨不尽。当时已36岁的他，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

    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当时他最大的孩子不过两岁，小的才半岁。直到现在，当时的邻居还记得，他在工作之余，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

    当时，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首批博士报考时，国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没有硕士、博士之分，只统称为研究生。首批博士入学时并不知道自己能拿到学位。

    其实，早在1951年，国家已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在培养，这批研究生统称为“师资研究生”。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1958年，受“左”的思想影响，招收研究生不采取考试，改为推荐入学，只重视政治条件，不重视业务能力。结果，研究生质量明显下降。之后的“文革”使研究生教育中断。

    据吴本厦回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面临着专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门人才奇缺的重大难题，恢复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成了极为迫切的任务。当时中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非常匮乏，从1961年至1965年，一共只培养了近5000名研究生，没有授予学位。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上，邓小平的一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让数千科技工作者感到振奋。同时，邓小平理顺了一个逻辑关系：发展经济，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

    “能不能独立自主地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特别是像博士、硕士这样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效的一个关键问题。”胡乔木在学位授予大会上的讲话，道出了酝酿已久的恢复研究生招生的宏大背景。

    马中骐读了两回研究生，两次竟间隔14年。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他就赶上“四清”，后来赶上了“武斗”。1967年，他回到兰州大学，但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

    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似乎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半导体会议之前，他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有“回炉大学生”，自然有“回炉研究生”。“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

    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一年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胡宁联系了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批人才，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就在临考试的前50天，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

    “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道。

    现在回头看18名博士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戏剧性：有“回炉研究生”，也有本科没读完就上研究生的。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只比恢复高考晚了半年，10年没摸书本的王建磐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参加了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没想到，1978年3月，在华南理工大学当了5个月本科生的王建磐，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

    此次恢复研究生培养，中央决定，吸取之前的教训，促进学位制度的建立。李尚志回忆说：“过去我国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一些外国人对我国的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产生怀疑，学位分级和学位授予标准的不明确也不利于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因此，当时建立学位制度的呼声很高。实行学位制度，国家就有了一个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评价学术水平的客观标准，可以为选拔和使用人才提供学术方面的依据，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同国际接轨。

    “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作为当年学位条例起草小组的一员，吴本厦回忆说，“经历了11个月的努力，向1000多位科教界人士征求意见后，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学位条例，确定了我国设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

    1981年11月26日，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的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

    那时，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作为授予学位的试点，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筛选学生、组织论文答辩等工作。

    很多培养单位都想争取首批博士。于秀源因为成绩优秀，早在1980年，研究生就提前毕业了。著名数学家王元在其毕业论文后写有“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的批语。山东大学据此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他曾被学校研究生处处长带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随机检验他的水平。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但学校的坚持起了作用。

    李尚志在做研究生论文时，不仅完成了导师曾肯成的课题，而且解决了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段学复从美国带回来的数学界公认的难题，惊动一时，大家认为他已具备博士水平。今年80多岁的中科院院士万哲先记得当年的情形：“曾肯成希望让李尚志参加博士答辩，但这并不容易实现。曾肯成就为这件事到处跑。我有一次遇见他，他说为了这件事他连鞋子都跑破了。最后终于给他跑成了。”

    名师锻造

    5天10封信，一天连写3封信，这种事情好像只有在恋人之间才会发生吧？

    其实未必，李尚志和导师曾肯成就有这样一段轶事。

    李尚志在中科大读本科时，就知道有个叫曾肯成的怪才，是个老“右派”，但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课。“文革”时，师生俩竟被安排在同一个寝室，睡上下铺。曾肯成是被批判的阶级敌人，李尚志是革命学生，要批判他。有一次曾肯成悄悄出了３道数学题让他教过的学生做，李尚志也跟着做。趁没人时，他向曾肯成请教是否全做对了，曾肯成淡淡地说：“你全做对了。”李尚志分明从他眼中看到了闪烁的喜悦——作为一名教师特有的喜悦。就是这件事，使得李尚志考研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曾肯成做导师。

    写毕业论文时，李尚志已经随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而曾肯成在北京。李尚志解出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马上写信告诉曾肯成，由于步骤复杂，并没有告诉他具体是怎么做的。曾肯成看到信激动得不得了，5天连发10封信，每封信都写出自己的推算和猜测。信纸都是从床头柜上随手撕下的小纸片，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然后火速送到北京市五道口附近的邮筒，有一天甚至连写3封。李尚志收到第五封信时，已经买了火车票赶到北京，想与老师面谈。坐了近24小时火车的李尚志，一下火车就拖着行李到了老师家。听着曾肯成说难题的推导过程，李尚志坐着就睡着了。

    后来的18位博士，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科研能力，都被业界广泛赞誉，甚至被当时国际顶尖的科学家所认可。当时的社会大众，对于研究生的水准寄予了很高期望。无论是导师本人还是培养单位，都对“质量”二字重视到近乎苛刻的地步。

    “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说。

    张荫南读研究生时所在的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因为聚集了苏步青、谷超豪、陈建功、夏道行等知名数学家而熠熠生辉。张荫南说，复旦的传统是讨论式教学，师生共同研读论文，讨论数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分析还能做什么，我们的差距在哪里。这种师生平等讨论的学术氛围同样让马中骐受益。他记忆中，导师胡宁一点架子都没有，在讨论时，学生可以直接反驳他。如果是他错了，胡宁就会说：“那好啊，不对，我就收回。”

    中国科学院原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已经82岁了，但她到现在还记得中科院锻造研究生之精心。相对高校而言，当时科学院的科研设备被破坏得要少一些，所以，先于教育部门恢复招考研究生。首批报名的就有2.5万人，当时录取了2400人。为了找到好苗子，郁晓民和同事黄文锐等人临时成立招生办公室。“那时候好多政策要提出，黄文锐家离单位很近，却没时间回去，常常在办公室拼桌子睡一宿。”郁晓民说，“当时各院所的科学家甚至有人自己跑到农村知青点、报名点去选苗子、去面试。”

    当时的导师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这些老先生唯一的想法是：“文革”后百废待兴，中国急需年轻一代成长起来。

    李尚志曾在北大学习过一年，听过段学复、丁石荪的数学课。1982年4月，首届全国代数会议在南京大学举行，组织会议的段学复院士说：“大会报告不但要有老先生，还要有小先生。”因此特意安排了李尚志作大会报告，而其他作报告的都是老一辈代数学家。

    “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委员会主席是“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院士。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

    “因为是首批博士，在质量上不能出差错，不能让人家指责‘博士的质量也不怎么样’。只要国内高校有一名专家对论文提出反对意见，答辩就得推迟，当时就严格到这种程度。”李尚志说。

    铭记责任

    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博士，一种特殊的历史责任感似乎始终牵引着18名博士的人生方向。

    如今，从最初的18顶博士帽起步，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截至2008年，我国已有近28万人获得博士学位，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博士最多的国家。

    18名博士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多从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他们坚守着老一辈学者的育人传统，也为现今的人才培养贡献着真知灼见。

    “要提高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希望把大师为本科生讲课的传统坚持下来，建设研究型大学而不是建成大学型的研究院！”李尚志呼吁。

    2003年9月9日，李尚志荣幸地成为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会。回首20年前，他感慨地说：“好比踢足球，以前是自己进球，而这一次是培养将来进球的人。”18位博士中，李尚志是唯一获得国家级名师奖的人，他每个学期都会坚持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

    但让李尚志无奈的是，很多人见了他会问３个问题：“您现在还上课吗？”、“给本科生上还是给研究生上？”、“给高年级上还是给一年级上？”当年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有人问：“你有什么本事让教授去上基础课？”他的回答是：“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

    李尚志特别提到了中科大数学系创建时留下的“三条龙”传统，认为其对现今仍有借鉴意义。“三条龙”指“华龙”、“关龙”、“吴龙”，即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三位数学大师，他们按照各自的理念办学，亲自讲课，亲自写讲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创举：一是专家治校的创举，二是不同的学术风格并行不悖的创举，三是高等学校搞科研的创举，四是科研专家讲授本科生课程的创举。

    培养者要转变，高层次人才同样需要改变，要认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为己任。张荫南说，相比现在的学生，当年的博士“国家”的概念更强，一直把钱三强提出的科研成果要有“进攻性”当作追求目标。“步子迈得更大了，出现一些问题不可避免。博士好比长在大树最顶端的果子，是导师学术水平的终端产品，是学术环境的终端产品，是科研集体的终端产品，所以质量必须放在首位。”张荫南说。

    首批博士对构建纯净的学术环境也提出了期望。张荫南说：“那时候我们把论文看得很重，老师的要求是，‘你的论文拿出来，别人看后知道是你写的，你不脸红就行’。”张荫南认为，要按照科学规律培养人才，虽然改变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但相信中国能生产更多有才干、有见地、有理想的人才。

    “导师也要自律，是否是自己实验室出来的论文，导师能不清楚？我的论文胡宁先生从来不挂名。”马中骐又回忆起自己受教于杨振宁的一件事：在一篇由杨教授出科研题目并给出方法的论文中，杨振宁坚持不让署他自己的名字。

    于秀源有个很有名的学生——王小云，年轻的她因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而名噪一时。当记者问起，于秀源恳切地说：“王小云是我的学生没错，但她的成就靠她自己，与我无关。”

    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作出的成绩时所说的话如此相似：“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