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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考研准则。”陈磊（化名）说。

　　选一个好导师太重要了！顶着春运高峰，陈磊第二次奔赴上海。王老师是他报考的这所沪上名校的著名“老板教授”，有资源，有项目，有经费，每年报考该专业的学生中都会有一半以上将其作为首选导师，“再怎么样也得先联系”，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还没有公布，陈磊已经提前投入准备。

　　选导师，俨然已是考研的第二考场。

　　师从富教授，学生有“钱途”

　　像陈磊这样为选导师几经周折的学生绝不是少数，要跟有“钱”途的导师，成为许多学生的共识。

　　不久前，某点评老师网站发布的“中国教授富豪排行榜”，成为近期一个热门话题，在各大网站的转载报道中，排行榜被形容成学生的考研依据。

　　网友的评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富豪教授时间分配不过来，跟了他们学不到东西；但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富豪教授的公司和社会活动能量是宝贵资源，投奔他们有“钱”途，至少找工作方便。

　　陈磊便认为选导师一定要考虑导师的相关条件，王老师的方向能赚钱是业内俱知的，“关键是方向要有前途，通俗一点说就是经济前景好”，和十几年前学生考研只考虑导师的学术水平不同，陈磊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解决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早已经成年的他打定主意不再伸手向家里要钱，可仅仅靠一个月300多元的国家补助肯定解决不了生活问题。“王老师有项目有经费，跟这样的导师学习既充实了研究生活，还有额外的补助，而且他路子多，以后找工作还有帮助，一举数得啊”。

　　笔者电话联系了点评老师网站的工作人员，站方称只是将比较出名的富教授们简单整理成一个排行榜发布，并未预料到影响之大，能引发出与考研的种种挂钩。

　　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学者顾海兵认为，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社会和经济发展，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现在研究生数量增多，师生关系的确定需要进一步的制度探索。

　　但是，“名师出高徒”演变成“‘钱’师出‘富’徒”，已经不仅仅是一两字之差别。

　　好导师意味着好饭碗

　　赵芳（化名）把入学选导师的过程形容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已经成为每个研究生的必修课。从初试开始，她就瞄准了所报考专业的唯一一名博导，他是专业内学术成就最高，说话最具分量的人，这可以衍生为最多的“活儿”。

　　这个赵芳早早就打探清楚，根据师从这位教授的研二师兄描述，该方向其他几位导师的学生几乎无事可做。师兄一脸同情地说：“这样无所事事过3年，科研能力几乎得不到什么锻练，以后找工作根本体现不出优势，读这样的研究生无异于浪费生命！”

　　不少高校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过程中都提出要建立起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导师责任制和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的导师资助制，简单地说就是有项目就有经费，有项目经费才能带研究生。

　　于是，研究经费成了学生衡量导师的重要标准。

　　天津一所高校化学系的研究生李明（化名）认定好导师的标准是资金充裕，课题很多。他的导师是中科院院士，科研资金在8位数，和其他同学选上的普通老师相比，差别相当大，资金、技术设备、课题，各个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而自然科学研究是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设备的，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很难出成果。

　　甚至在生活待遇上，师从不同的导师也有很大差距，一个普通老师带的研究生向笔者抱怨“导师自己还没车没房呢，还能指望他给你多少”。

　　不少学生更是把选导师当做找工作的准战场。北京某高校新闻学院报刊理论方向这两年报考人数突然激增，去年一届30个研究生有20多个第一志愿选择了这个就业前景并不看好的研究方向。学生一语道出个中缘由，“导师曾经是某国家级大报的要闻部主任”。今年该报纸招考毕业生的时候，整个学校只有该导师的学生获得了考试资格，某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的国家级媒体招聘时，他的学生也榜上有名。

 

　　挑导师现象一直存在，现在的学生更世故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中央教科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程方平说，“长期以来就是这样”。

　　程方平1979年考取研究生，作为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的第二届研究生，他坦言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感觉就已经存在。当年学生比较少，考入以后直接分配导师，有人跟的是教授，有人跟的是副教授，就会有一些不同。“类似现象一直存在，只是现在太露骨，太世故。”

　　上海某名校生物系一位硕士生就曾经被他的师弟吓了一跳，这个男生突然冲进来问了一连串问题，“贵系王雷（化名）老师怎么样”，“你们实验室好发论文吗”，得知老师的试验快出成果了，赶紧跑去找导师，说“我是想踏踏实实做点研究的，我对您的方向很感兴趣”，不出所料，该男生的名字很快被挂在了论文成果上。

　　还是这个系，有位博导招博士生报考人数年年超额，至今不少学生还在“排队”，而有的博导一个学生也招不到。这位博导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其门下博士生在读期间，都会有一年到美国名校做访问学者，“这不是一般导师能做到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志忍认为挑导师现象现在比较普遍，“现在学生考虑得比较多，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

　　分管过导师双选工作的周志忍教授对学生的想法很了解：“有的老师跟外界联系比较多，有利于学生找工作；有的导师有国外背景，有利于出国；家里困难的学生选择补贴高的，想做学问的学生选择名气大的，以后想考博士的学生选择博导。”

　　回忆起自己1985年选择导师时的经历，周志忍觉得当时目的性并不是非常明确，“只有两三个老师，四五个学生，不存在这个问题”，计划经济时代，找工作大家都一样，并没有诸如现在关于就业等各个方面的考虑，不像现在差别那么大，差别大考虑得自然就特别多。

 

　　选导师就像投胎，关键还得靠自己

　　不过，即使跟了比较牛的导师，你也不一定能见到他。

　　北京一所理工类高校电子系的曹力（化名）几经周折选中一位博导，没想到一年只见了一次面，平时只有跟着“小老师”做项目。曹力介绍，“小老师”是普遍现象，博导一般比较忙，只好让手底下的博士、副教授来帮忙带学生，“能学到多少东西，主要靠自己研究”。

　　李明的院士导师，确实有钱，也有设备。可是直到李明进入实验室才发现，导师基本上属于江河日下，“纯粹是靠名气换钱”。研究的东西是20年前的，没有新意，手下的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都是问题。

　　“选导师就像是投胎”，李明极其失望。导师水平本来就有高低之分，很多东西学生报考时不甚了解，从外人来看，还是从名气来衡量导师。真实的情况只有投入其门下以后才逐渐清楚，“我原来还想搞科研的，现在只能尽量了，如果没有机会只能求个毕业了。”

　　笔者采访的多位研究生都认为研究生阶段导师作用非常大，选导师当中人为分级的现象肯定存在。

　　程方平主任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突然的现象，研究生对于导师的选择还是很理性的。研究生阶段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择优并没有什么不对，这在日本更加明显，一个院系就一个教授，教授不退休，其他人都是副教授，学生选择会有强烈的倾向性。

　　辩正地来看，知名老师有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源，会给学生带来很多方便；而名气不大、年轻的老师，也有他的优势，可能思想更开放，要求更多元化，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跟学生在一起，更容易沟通，学生会比跟一个带几十名学生的名导师学到更多的东西。

　　顾海兵教授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建立中国的导师负责制，导师带学生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通过集体把关达到调控目的，实行导师组制度等。

 

　　原载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