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几名职员走出会议室。本报记者薛珺摄
■核心提示
7月底,第二届北大博彩MPA报考结束,此国内首个彩票硕士点也已开办一年。
去年,仅有两名学生被录取,今年报考的情况还不清楚。
目前,教师来源、资金正成为这个合办博彩MPA所面临的现实难题,在接下来的学期,两名第一届的学生仍然不能接触专业课。
办学者的说法,博彩MPA是为中国博彩业的全面开放培养管理。但中国博彩能否进一步开放、是否适合全面开放都很难说。
“千王之王”,这是朋友送给刘新刚的“外号”,不过,他并不会赌博。
让这位34岁的天津人获此“殊荣”的是,他是中国首批两名在读彩票硕士研究生之一。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MPA)公益事业管理专业,此专业由北京大学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大彩票研究所”)和北大联合创办于去年。
今年6月,一个学期结束了,刘新刚还不知道要学什么专业课。老师告诉他们,下学期还上公共课。
目前,教师、资金等都成为这个合办的彩票硕士班所面临的现实难题。而此彩票硕士班从诞生以来,就面临着诸多猜测和争议。
“中国几万名博彩从业人员中还没有一名专业人员。”北大彩票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表示,开办彩票硕士专业,就是为了培养专业的博彩管理人才。
博彩MPA学什么?
“我就是上一辈子博彩MPA,也没办法帮你中奖啊。”刘新刚说。
又有人围住了刘新刚。
“我就是研究一辈子,也没办法帮你中奖啊。”刘新刚苦笑着摇头,他说常有朋友向他咨询“如何中大奖”。
刘新刚,目前在天津市彩票管理中心开发部,负责游戏设计。
“游戏规则怎么才能更合理?怎么杜绝彩票舞弊案?中国能不能像澳门和拉斯韦加斯一样开放博彩业?”自从刘新刚1995年开始从事彩票销售工作,遇到很多困惑,“到北大学博彩MPA,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困惑。”2006年2月25日清晨,带着上述的困惑,刘新刚来到北大理教205教室,中国博彩MPA的第一堂课也从这里开始。
“一个大教室,有100多人。”刘新刚回忆说,其中只有两名博彩方向的MPA.彩票研究所提供的信息是,今年1月,共有三人参加面试,两人通过。
刘新刚介绍,这一学期共开了五门课,英语、政治、定量分析方法、公共经济学、宪法及行政法学。
“100多名MPA学员都在一个大教室里。”北大国情中心主任、彩票研究所所长沈明明说,MPA其他研究方向的学生,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公共课。
五门课中,刘新刚感觉比较有意思的是“定量分析方法”,在这门课上,老师按每组四人将全班分成了40多个小组,大家合作完成作业。刘新刚所在的第21组做的作业是《竞猜型彩票的概率分布》。
“尽管其他3个人不是博彩专业的,但是大家对博彩都很有兴趣。”刘新刚说,虽然专业课还没有开,他自己已经开始尝试着借助基础课提供的理论去思考博彩行业。
刘在其他三门课中,从彩票立法、博彩业监管体制、博彩业发展规模合理性等三方面分别写了论文。
见诸《招生简章》的资料显示,该专业除学习博彩业和公益事业管理的基本概念、相互关系等,还将学习发达国家、中国港澳地区以及周边国家在发展彩票业、商业赛马和娱乐场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税收、公益金以及运营和监管体制创新等方面的相关政策,以及政府在这两个相关领域的定位和作用。
教学之困
原本设想能招收二三十名学员,最终只招了两人。
一个问题是,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教师。
8月4日,北大国情中心主任、彩票研究所所长沈明明说,针对这门新开设的MPA专业,专业课主要依靠邀请港澳及国外的一些专家授课。
王薛红,北大彩票研究所执行所长,8月4日下午,在还没有挂招牌的研究所里,她说,专业课会从她的母校内华达大学聘请一部分老师。
王薛红是中国第一位博彩博士,她介绍,在博彩业发达的欧美国家,博彩专业设立都是MBA在职培训,博彩业也是完全市场化。
这一点,在中国有所不同。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只有民政部和当时的国家体委才可以在全国发行彩票,由于中国博彩业必须受政府监管,北大彩票所便将专业设成MPA,并结合MBA的特点,进行科目设置。
“在这里,可以受到MBA和MPA的交叉教育。”王薛红说,学生们既会学到公共管理研究的内容,也会学到市场营销及管理的内容。
另一方面,研究所还邀请了国内一些学者、从业人员担当研究员,比如北大数学系的谢衷洁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还包括青岛彩票发行中心主任王增先,原广西福彩中心主任张国汉等。
但让沈明明困惑的是,他现在仍然无法判断这个专业在考生中的影响力。按照彩票研究所的设想,去年至少要招二三十人,最后只招了两人。
“看这届能招几个,到时候两届一起开专业课,这样从国外请专家,就可以节约成本了。”沈明明说,按规定MPA必须读9门基础课,这样,下学期,刘新刚还接触不到专业课。
“虚体”彩票研究所
这个由财政部推动的彩票研究所,其研究人员都是兼职。
实际上,彩票硕士班一直面临多方非议,甚至被人认为是“违规办学”。
8月3日,《三湘都市报》一篇评论写着,“这个收费高昂、办班又非常不规范的彩票MBA也有不少违规之处,可怎么就没人依法对其查处呢?”让社会形成这样误解的原因和这个办学机构的“性质”不无关系。
彩票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7月,是北京大学的一个“虚体机构”,挂靠在北大国情中心下面,学校不给编制、也不给经费,可以招收研究生,发放北大学位证、毕业证,也可以以北大的名义和政府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进行项目合作。
此种情况下,研究所运转的经费就比较紧张。彩票研究所有关负责人介绍,学费不会分配到研究所,遇到需要花钱的关头,研究所就给学院、学校逐级。
一个背景是,此彩票研究所由财政部推动设立。
1999年12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发布通知,将彩票监管工作从中国人民银行移交到财政部,第二年初,财政部成立了一个彩票管理处,负责监督管理彩票的发行。
2001年,时任彩票管理处处长的邱江涛找到北京大学,希望北大成立一个研究中心,研究彩票发行当中出现的制度、法律等问题。
“校长办公会议通过研究,成立一个彩票研究所,并且挂靠在北大国情中心下面。”时任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的沈明明则兼任了刚成立的彩票研究所主任。
“按照我原来的想法,是希望这个研究所叫‘博彩研究所’。”沈明明回忆彩票研究所成立时的情景说,在学校办公会上,有关校领导觉得“博彩”的提法过于敏感,因为整个领域国家法律还没有相关规定,便挂了“公益彩票事务研究所”的牌子。
但让沈明明感到满意的是,研究范围可以整个博彩业。
彩票研究所成立后,受财政部、中国福利彩票中心、体育彩票中心等部门委托,对一些博彩游戏进行风险分析或项目检测成为其主要资金来源。
据介绍,上述资金仅解决了研究所的日常费用,但对于一些高价值的教学设备,仍无力购买。好在研究所是虚体机构,所有研究员都是第二职业,工资由原单位发放。
“博彩”名称依旧敏感
经审批后,“博彩研究专业”更名为公益事业管理专业。
“招收彩票MPA,莫非要培养中国的‘千王之王’?”彩票MPA一开办,就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有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家正在开展禁赌,北大却招收彩票业硕士,不合适宜,也不具备条件。”也有彩民直接打电话到沈明明的办公室,询问有关摇奖、投注方面的规律和技巧。
“彩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应该遵循一般商品的市场化原则。”王薛红说,就像卖西瓜,有人只能卖5毛钱一斤,而有人却能卖到1块钱一斤,而博彩MPA就是为了培养管理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一方面,让博彩环境更健康,另一方面,让彩票卖得更好。”2004年初,彩票研究所和北大政府管理学院一起向国务院学位办申请博彩方向的MPA.“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沈明明说,当年秋天便获得审批。和提交申请时不同的是,申请表格上原来写的是“博彩研究专业”,等拿到审批,变成了“公益事业管理专业”。
另一项获批内容和申请建议有出入的是学费标准。
“在申请办学时,我们向国务院学位办建议,学费至少是其他MPA专业的一倍。”沈明明说,最后,国务院学位办定了10万元。
与此相关,北大、清华、人大三所高校的非博彩专业方向MPA,学费在3.5万到4.2万之间。
“专业能被批准设立,我已经很知足了。”沈明明说。
在博彩MPA专业获批这一年,17岁的西安小伙刘亮,把同样17岁的中国博彩业送到了风口浪尖。
“其实刘亮不该开走那辆宝马。”王薛红到,按照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年满18周岁才可以购买彩票。
王薛红说,西安宝马彩票案的案发原因及后来的处理结果,都暴露了中国博彩业专业管理人才的欠缺,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说,“的确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机构对彩票事业进行学术研究,并培养这方面管理人才,把博彩负面的因素降到最低。”
“备战”彩业开放
培养彩票硕士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对博彩行业进行合理疏导让它健康透明地发展。
8月4日下午,公安部两名干警找到王薛红,向她咨询打击网络赌球问题。王薛红给对方的建议是合理疏导,所谓疏导,是指逐步开放博彩业,为彩民提供更多的游戏形式。
类似的观点在博彩MPA刚刚通过国家审批时,就已经出现。
2004年12月中旬,彩票研究所研究员、青岛彩票发行中心主任王增先在主题为“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观点,中国的博彩业应该“从局部开放逐步走向全面开放”。
王增先介绍,每年有6000亿的赌资通过地下流往海外。
在同一研讨会上,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必须正视现实”,逐步开放中国的博彩业。
8月9日,沈明明在北大国情中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开放博彩业是整个彩票研究所的观点,设立研究所和彩票硕士专业,也是希望尽可能地帮助政府实现彩票市场的规范化和透明化,进一步把民间社会游戏和地下私彩转化为政府有控制的博彩游戏方式,为博彩业全面开放培养专业的管理人才。
但现实问题是,博彩业能否进一步开放还很难说。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公安部治安局一处处长佟建鸣将“中国应该扩大开放博彩业”的观点,称之为“思想上的偏差”,并认为其直接影响了我国禁赌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