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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徐大同，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都不陌生。出生于1928年的徐大同是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及其比较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他以极大的热诚推动了我国政治学在新时期的复兴和发展，自197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来，共培养50多名硕士毕业生，并指导进修高校教师数十名。“教做学问，教做人”是他始终坚持的育人理念。

　　做学问始终坚持“从头越”

　　徐大同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多年并于1953年正式开始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1978年，他来到天津师范学院政法系工作。

　　在徐大同的家中，墙上挂着几幅名家书法作品，所述内容几乎都是相同的三个字：从头越。这就是徐大同的为学之道。他说：“做学问应该总以新的姿态站在新的起点，展开新的追求，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日日新，月月新，不滞留，形成自己为学的新陈代谢系统。”

　　改革开放以后，徐大同以极大的热诚推动了我国政治学在新时期的复兴和发展。1985年，他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出版，这是第一部由教育部统编的教材，也是政治学学科恢复后第一部由专业人员编写的教材。多年来，徐大同主编或合作完成专著、教材和工具书近20部、论文50余篇，获奖无数。在他的带领下，天津师范大学成为全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镇”。

　　教学生教学问更要教做人

　　徐大同在高校工作一辈子，对“教学”有着深厚的感情。自197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来，他共培养50多名硕士毕业生，并指导进修高校教师数十名。他曾说：“教师的职责就是教好学生，就是要教做学问，教做人。”

　　徐大同的弟子回忆，他从不坐着讲课。“先生说，眼睛长在前面是让人前看、平视的，教学相长，学生身上也有很多可吸收的长处。”徐大同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出谋划策，他十分注重年轻人的培养，通过许多课题吸收中青年教师参加，共同研究。

　　除了为师治学，年事已高的徐大同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他从69岁起开始学电脑，现在打字、上网已不在话下。他的书柜中，有一整套金庸全集，闲暇时他总会拿出来品读。他还十分喜爱京剧，是一名超级票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徐大同一直用这两句诗勉励自己，他也一直以此激励后辈，工作、学习的道路上应该不断超越，不断前行。